走出折衷主义的煎熬——李蒲星评论邹建平（一）
2009-09-10 11:12:47 / 个人分类：艺术家
诗人用他的诗歌描绘自己的肖像，但正如同没有肖像是真实的，我们也可以说诗人通过他的诗歌在修正自己的面孔。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壹
折衷主义是一种态度。
生活态度，审美态度，文化态度，三位一体。其中，文化态度是作为超越的语境，生活态度是与生俱来的性情，审美态度则是二者的结晶。
艺术折衷主义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审美态度的视觉转换。全部的审美态度只能在视觉形式中显现而获得自己的存在。没有视觉形式的显现，也就不可能有折衷主义的审美态度。
人的存在意义在于他的孤独，将孤独演到淋漓尽致的是折衷主义者。孤立无援是一面镜子，折衷主义只能在镜子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将固有稳定的文化结构无情摧毁，栖身于文化的人们分崩离析。大限来时各自飞。
极少数人，与其说是先知先觉的智慧，不如说是与生俱来的胆大。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跳，逃离固有文化的藩篱，全身心淋浴在超越者的暴风骤雨、烈炎酷暑、冰天雪冻之中，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难以确定的未来。
尽管遭遇时代潮流的冲击，固有文化的大厦已明显地露出裂缝、梁柱摇晃、风雨飘零的种种迹象。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千年一贯的安全和稳定感。但是面对大厦外的虚无，看着逃离大厦的胆大妄为之徒不可预知的命运，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留守。在留守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是少之又少的信徒兼智者，他们试图以自己的固执信念和一已之力挽狂澜于既倒。但绝大多数是平庸、怯懦之徒，他们不得不故作镇静以安慰内心的恐慌，也以镇静蒙骗周围的人，试图以故作镇静的精神力量阻挡，至少是最大限度地延缓时代潮流的冲击。
由于上帝偶然的疏忽，造就了一小撮特别的人。他们的智慧清楚无误地知晓风雨飘零的大厦行将解构，固守大厦必将被抛入历史长河的沙滩。但是，上帝的失误未能赋予他们足够的胆识和勇气，不敢追随遁入虚无的超越者。
折衷主义就这样成了令人厌恶的孤独者。他一方面以自己的言行揭露故作镇静者的谎言和自欺欺人，因而成为大难当头时的破坏者，其罪不可赦甚至比超越者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犹豫不决也遭到了超越者的拒斥，他的犹豫会被认为是对先行者的危害，因为支撑先行者义无反顾的只有信念和胆量。折衷主义的犹豫无疑会起腐饰的作用。
折衷主义者就这样被抛到孤立无援的境况中，不得不与两个敌对阵营周旋，不得不面对两个敌对阵营的攻击和嘲笑。这种攻击、嘲笑和周旋，使折衷主义成为一种煎熬。
煎熬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每一个折衷主义者都不得不面对的。
精神的煎熬是一面镜子，折衷主义者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真实存在。是永远在其中煎熬，还是走出，成为对折衷主义的最大挑战。
贰
2006年×月×日，邹建平在长沙接受作家郭艳的采访，谈话内容被整理成文收入《私人城市——寻访28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这篇5000余字的访谈非常典型地显现出一个折衷主义者的煎熬状态。
最逼近“煎熬”的是存在本身。是“悠闲”的存在还是“煎熬”的存在，直接决定于人的“生活态度。”折衷主义者也可以悠闲的存在，例如二十八分之一的田黎明。但将折衷主义及其价值最大化的不是 “悠闲”，而是“煎熬”。
邹建平的生活就是折衷主义煎熬状态的典型案例。
生活的核心是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意识最能显示折衷主义及其煎熬状态。
千百年的传统意识形态是歌颂维护婚姻和家庭，在此基础上滋生出对婚姻和家庭的美好期待。邹建平深受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为了实现自己的期待，他甚至不惜解构婚姻。解构之后又迅速重建，这在常人看来已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破坏，但实际上恰好相反，它显现的是邹建平对婚姻超出常人的美好期待。常人以最大的耐心和责任维系行将坍塌的婚姻，实际是对婚姻的绝望——这是一个现代观念，而邹建平的“解构——重建”则是依然对婚姻充满期望——这种美好的期望是反现代的传统观念。
在这一点上，邹建平比常人更传统。问题是，已经现代化、都市化的“现实”家庭难以满足邹建平“太传统”的婚姻期待。于是，邹建平就陷入了两种选择：要么他不停地重复“解构——重建”的人生游戏，要么将自己置于煎熬的境况之中。
邹建平选择了后者，特别是在他的小儿子出生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自我煎熬。
“你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又得了第二个孩子，感觉怎样？”
“我是感觉到责任，我想孩子这么小，我们必须对他负责……”
那么，邹建平是怎么负责的呢？
努力工作，努力画画，努力赚钱。除此之外呢？
“我在45岁后在家里呆久了还感到心里闷得慌。”“我一生的追求是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永远不可及的。我特别地想穿着休闲服，最好能带杆猎枪，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是改装的，在上面可以睡觉的，然后到外面去走两年，手机也不要……”。
邹建平多次和友人细谈这个计划，但现在已经清晰了，永远不可能。因为他不是李叔同，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
折衷主义是一种煎熬，是一种精神消极状态。
“实际上我常常感到焦虑，哪怕卖了画以后都很焦虑，有时候感觉到很无助，甚至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
为了缓解这种煎熬。邹建平选择了在虚拟中出走家庭，全身心投身于声色犬马的大都市娱乐之中，长沙城似乎是按照他的愿望现代化起来的。但是，在他人看来很狂热很投入的娱乐，并没有给邹建平以开心和平静。他认为长沙是一座娱乐专制的城市。对于他而言，纵情娱乐并没有起到休闲的作用。“实际上放松是一种假象，那是一种短暂的放松，放松完了后又沉浸在压力和苦恼中。我有的时候去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娱乐场所玩过之后，会感觉到生活的苍白无力，过去的理想在金钱社会的制约下显得那么无力。”
认识到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又追求在虚拟中从家庭出走的纵情声色，但纵情声色带来的仍是苍白无力。
邹建平就是这样一个“颓废”的人。他认为自己的精神状态最接近19世纪中期在巴黎大街小巷游荡不归的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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