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俊忠访谈

访谈地点：姚俊忠西集工作室

访谈时间：2008.09.25

访问人:新视觉编辑部编辑

受访人:姚俊忠

新视觉编辑部(以下简称新)：

您自1994年从圆明园画家村搬到宋庄小堡，至今已有14余年了，您认为宋庄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姚俊忠(以下简称姚)：

现今的宋庄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画家村，在当代中国艺术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集聚了国内外两千多位艺术家，起到了文化先锋的作用。而在它刚起步的时候是一个极其原生态的作画的地方。我在1994年搬入宋庄后，它成为了我艺术生涯中第一步重要的台阶。因为一方面，它最初的自由环境，能与艺术家们经常交流的机会都给予我极多的创作灵感，活跃了我的创作思维；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低廉的物价，减轻了我当时的生活负担。这些对于我是很难能可贵的经历，拓宽了我的艺术视野。

新：您现在的主要工作室是在什么地方呢？

姚：西集，也归通州管。

新：您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呢？

姚：去年。

新：那还在小堡的工作室创作吗？

姚：现在主要在西集这边创作，小堡的工作室偶尔回去，可能以后再在那边作画。

新：您为什么想搬到这边的工作室呢?

姚：这边更安静，更有利于集中精力地搞创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找到自我内心中的真实。这种封闭的个人空间是很必要的。

新：您在作品中以“孩子”为主要元素，对这个题材的选择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姚：最初选择“孩子”作为我作品中的主导符号，一是源于对我童年的回忆。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经历过“文革”，这个符号代表了我对当时社会的反思；二是在我的孩子出生后，给了我很好的题材和契机去表现。他刚出生的时候，只知道哭，除了吃和睡，什么都不想，这种纯粹性震撼并刺激了我。在“孩子”这个符号形成后，我发现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孩子”更单纯，传达出纯净的灵魂的信息，更适合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

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个题材的作品呢？

姚：正式创作应该是1996年，也就是搬到宋庄的第二年，我的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早期的“孩子”还是比较写实的，后来则更带有装饰意味，单纯了许多。

新：在这个过程中，您经历了“黑孩子”、“黄孩子”、“红孩子”的线性发展历程，这种在色彩上的改变反映了您怎样的创作观念呢？

姚：最早的创作是1996年的“黑孩子”系列，背景是五星红旗。因为在“文革”时期，我的印象是颜色单调，回忆不出任何的色彩，所以作了这种单色的处理；红旗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特征。“黄孩子”系列是在1997年的冬天开始创作的，反映了70后和80后的病态的社会症状，即自我的迷失，因为社会的变革频率过高使人们无所适从。但现在大家都健康了，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红孩子”系列就是表现这种健康的状态和情绪，充满着阳光和激情。这也是由于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精神文化不断丰富。

新：您的艺术是与社会接轨的，与时俱进的。

新：当今很多艺术家以儿童形象入画，如张晓刚、刘也、唐志钢、郭晋等，您认为自身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呢？

姚：每位艺术家创作儿童形象的出发点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而对于我来说，我表现的载体是自己的孩子，通过这个载体来传达我自己的观念。我主要关注的是当下的人这个群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状态。

新：您自2005年开始创作《粉红系列》并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可以和我们分享您的成功经验吗？

姚：艺术需要个性，少即多!

新：对其中的符号如反复出现的中山装、红旗、纸币等，您为什么选择这些元素呢？

姚：中山装和红旗是我强加给“孩子”的中国本土符号；经济在当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您对作品中运用的投影效果和背景中多用天蓝色是想表达怎样的观点呢？

姚：天蓝色能给人以深远的感觉，创造无限空间的错觉，也传达出我当时的心态。我认为世界就是蓝色的，我们居住在蓝色的地球上。在作品中，我将“孩子”置于蓝色之中，令其遨游。

新：《掌中人》系列是意图传达出怎样的思想呢？

姚：这主要是基于对权力关系的考虑，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如上下级的关系，大人与孩子的关系。这种处理手法是艺术夸张的一种，就像古代的托塔天王，寄寓意于其中。

新：与对您的孩子的现状和未来的考虑有关联吗？

姚：我考虑的是人类的未来，与我的孩子没有关系，“孩子”只是一个符号。

新：您与方力均是师兄弟关系，又同在圆明园画家村和宋庄小堡创作过，很巧合的是都选用光头形象，您们之间有相互影响吗？

姚：虽然我是师兄，但方力均早期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在艺术方面是很天才的，我在我师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自己没有的东西。至于恰好都选择光头形象，是因为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形象，在同一个时代有相同的感受是很正常的。

新：您的艺术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就，您认为艺术与商业是怎样的关系呢？

姚：我认为作品被认可是好事，但完全服务于商业则丧失艺术性。中国在“文革”时期，有很多艺术家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当代，则有一批艺术家成为商业的牺牲品。商业成功只是体现艺术家一小部分的成功，作品卖的好不完全代表画的好，反之亦然。

新：您对现状满意吗？

姚：我是知足的人，因为当人不知足的时候会因为欲望而痛苦，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每天让我踏实的作画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新：下一步的艺术计划是怎样的呢？

姚：我在考虑改变“孩子”这个艺术符号，比如可以涉及到成年人，女孩子等其他的符号；在媒介上可能会尝试雕塑或装置。这样，会更加拓展我的艺术思维。

后记：姚老师喜欢收藏辽瓷，采访结束后，他带我们参观了其收藏品和一个即将建成的私人博物馆。姚老师的西集工作室颇有隐士的趣味，外毗河，可以看到悠然的水鸟；内种着各种蔬菜，临走时，还送了我们每人几个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