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大卫

 大卫的一生正处于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的热情和激进、拿破仑的兴衰、国民公会投票处决国王，这一切大卫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他成了记录这一疾风骤雨时代的伟大画家。
由于他晚年支持拿破仑政权，而不得不流亡国外，在异乡结束了他曾经荣耀的一生。
大卫的艺术与他的政治理念是同步的。他给停滞的古典主义绘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成为了新古典主义艺术潮流的伟大旗手。

1748  出生于巴黎。父亲是贩铁商人，母亲出自建筑世家。
1774  经历三次落选，始以《安提欧寇斯与史特拉托尼凯》一画夺得罗马奖。
1775  领取奖金后前往罗马。
1780  回到巴黎，开始绘制《史塔尼斯拉夫波多基伯爵像》等早期杰作。
1782  与建筑商之女夏洛特结婚。
1783  参展沙龙作品《哀悼赫克特的安朵玛凯》获得成功，成为皇家美术院院士。
1785  参展沙龙作品《荷拉斯兄弟的宣誓》为他带来莫大名声。
1789  巴黎民众袭击巴士底监狱，爆发法国大革命。
1792  当选国民公会议员，与激进派人士罗伯斯匹尔和马拉等人交往甚密。
1794  与妻子离婚。被捕入狱。
1797  目睹拿破仑凯旋巴黎，倾心其主张。
1816  法国王室复辟，开始流亡布鲁塞尔。
1824  被马车撞倒，此后健康逐渐恶化。
1825  因脑中风，于12月29日去世。无法获准返回法国安葬，遗体葬于布鲁塞尔的圣古丢尔教堂。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年8月30日生于巴黎，他的家境富裕，父亲是贩卖铁料商人，母亲一家则从事建筑业。但由于父亲于1757年与人决斗致死，安定的环境也因此开始动摇，这件事成为他一生中诸多暴力事件的开端。
        大卫从小是由两位舅舅雅克·布隆与皮耶。德梅荣养育长大，他们都是建筑师，德梅荣尤为出名。他们送大卫进入多贺曼··波维学院就读，接受系统的古典教育，希望外甥能成为一名建筑师，但大卫早已下定决心要作一名画家，而且这个决心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布隆最后拗不过外甥的决心，和远房亲戚法兰斯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年)商量。布歇曾是皇室画家，此时(约1765年)已因视力衰退而不收弟子，于是他向大卫推荐左杰夫-维恩(J0seph Vien，1716—1809年)，并对大卫说：“维恩有时比较冷淡，你可以带作品来见我，我会将他的冷淡抹去，把温暖教给你。”
        这是非常犀利的建议。维恩当时算不上一代宗师，但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很注意最新的艺术动向，尤其热衷支持正在萌芽的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是从古希腊、罗马的美术作品中寻找灵感泉源。在维恩的指导下，大卫开始朝罗马奖努力。罗马奖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得奖的年轻画家可以前往意大利留学，在艺术事业中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踏板。
        大卫全力以赴地朝这个目标准备，但前三次的挑战都失败了，第二次落选时甚至还难过得企图自杀，后来终于在1774年以《安提欧寇斯与史特拉托尼凯》夺奖。这幅画构图仍有缺陷，并可明显地看出维恩的影响；相对于古典、豪华的背景，人物仿佛像是浮贴其上，呈现出伤感的气息，但这种缺陷在后来的作品中再也不曾出现过。
        大卫在1775年出发前往罗马，此后五年都在罗马度过，堪称他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
        总是一身骑士装扮的大卫，向布歇道别时曾说：“我想，我不会受到古代风格的影响。”但他一到罗马，即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倾心不已。古代遗址的绝伦之美与雄伟，不但令他大吃一惊，更令他深切感到不足而对自己的作品顿失信心。有时大卫好似躁郁症般地兴奋，想要将各种体验丝毫不漏地吸收、铭记在心。他突如其来的行径经常令身旁的人为他担心，一个朋友就曾写过这样的信给维恩：“我们认识的这个男子虽然坦率诚实，却很容易激动，得小心留意才好。”
        大卫并没把这些担心放在心上，他埋头临摹许多古代雕像，并同时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如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卡拉瓦乔(1573—1609年)、多明尼基诺(158l一1641年) 和拉斐尔(1483—1520年)等大师作品。此外，大卫也到处参观别墅、宫殿、图书馆等，并前往拿坡里旅行，还请著名的考古学者夸托罗梅尔。德·昆西为他解说主要遗迹。
        大卫在意大利停留期间，并未创作出受人瞩目的作品，1780年返回巴黎后才孕生出第一件杰作，并进入灵思泉涌的全盛期。如同《史塔尼斯拉夫·波多基伯爵像》(1781年)、《接受施舍的北立沙流士》(1781年)等画作，这时期大卫的作品风格充满庄重、威严的高贵气氛。这样的转变，与其说他获得了新的东西，不如说是他去除了早期浮夸的洛可可风格。
        因为这些撼动人心的作品，大卫得以崭露头角、吸引众人的目光。《接受施舍的北立沙流士》一作，连颇具影响力的艺评家暨思想家迪多洛也赞赏不已；《哀悼赫克特的安朵玛凯》  一画，则在1783年的官方沙龙展大获好评，大卫并因此获选为皇家美术院院士。
        同时，接踵而至的成功也为他觅得理想的人生伴侣。承揽宫廷建筑的富商佩库尔，带了大笔嫁妆前来为女儿夏洛特提亲，大卫欣然同意，两人遂于1782年结婚。
        佩库尔对女婿的期望果然没有落空，大卫在1785年的沙龙展出《荷拉斯兄弟的宣誓》一作，为他带来了莫大的名声。这件作品可说是集新古典主义风格之大成，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抓住了时代的脉动。当时法国国内对政治不满的情绪逐渐升温，这幅画作中严谨的伦理与忧国忧民的热情，最后成为“正义背叛”这般意识的象征。对某些人而言，这幅画甚至在视觉上能唤起暴乱的风潮。
        但是我们终究无法得知，大卫作画时到底心怀几分这样的念头，因为从无证据显示他在此时期曾有过强烈的政治企图。大卫注意到《荷拉斯兄弟的宣誓》对民众意识所带来的影响，因而也乐于持续创作同类型的绘画作品。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他又完成了另两幅杰作，将人们对于共和制的狂热带至顶点。在《苏格拉底之死》与《搬运布鲁特斯之子的警吏》中，他更将“牺牲小我”与“对国家之义务”等切合时事的主题推到极致，当后者送到沙龙展时，也正是第一批烈士牺牲之际。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监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大卫则顺应情势参与了行动，甚至有可能还参与了1789年6月的“网球场宣言”(le setment du Jeu de Paume)，当时的国民议会举行表决，商议制订新的宪法。1792年大卫当选国民公会的巴黎代表，身为议员，他主要关心的是根除学院的贵族气息，设置更民主的艺术公社(C0mmune)。但大卫的活动并不仅止于艺术，因为他很快便与国民公会中最激进的两个人物一即“恐怖政治”中惹人争议的罗伯斯匹尔(R0tbespierre)与马拉(Marat)走得很近，两人在1794年时双双死于非命，成为自己所解放的暴力政治下的牺牲品，大卫也几乎步他们的后尘。1794年8月，大卫被捕入狱，有好几个月他的命运悬而未决，靠着妻子四处奔走陈情，终于获得释放。
        激烈革命的最后成为极大的压力，考验着大卫的婚姻：由于夏洛特支持保皇派，两人在1794年2月协议离婚。但最终夏洛特的爱情还是超越了政治信仰，大卫出狱后便与妻子重修旧好，两人于l796年破镜重圆。
为了安定，大卫放弃了许多革命思想，他站在了温和的立场，排除煽动性的主题来进行创作，但1797年拿破仑凯旋巴黎，他便兴奋得把好不容易捡回一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没过多久大卫就再度陷入大革命时期的狂躁热情，倾倒于拿破仑的主张。
        在完成拿破仑肖像的草稿时，大卫曾向友人说道：“他的头颅真是太棒了!纯粹、伟大得就像是古代雕刻一样！他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被人奉祀祭拜的伟大人物。朋友们!拿破仑正是我的偶像！”  
        拿破仑并非真的对艺术作品有强烈兴趣，却不时鼓励大卫这种崇拜心理，其幕僚之一就曾针对这点说：“拿破仑才不管什么艺术，他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但他总是装作很关心艺术……他是为了政治考虑才这么做的。”大卫依然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画家，因此拿破仑为了让子孙们记得自己的光荣，选定大卫为其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大卫的这份工作，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他无法如鱼得水，甚至因干预作画的意见而生气。从某方面来说，他的弟子格罗男爵比他更适合这份工作。即便如此，大卫仍接受委托制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因而留下了极其杰出的骑马像及纪念性作品一《拿破仑一世加冕礼》以及《颁赐军旗的君王》。
        不幸的是，大卫直到老死都对拿破仑忠心不二，在拿破仑政权快要垮台时，他还参与连属反对法国君主制的附加决议书。因此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大败(1815年)后，大卫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并曾在瑞士避居了一阵子，1816年始逃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大卫生涯最后的十年都在流亡，虽然普鲁士王曾高薪邀请他担任柏林美术馆馆长，但也许是昔日雄心已消失殆尽，大卫婉辞了这份工作；此外有消息来源指出，只要他提出申请，法国当局即会给予特赦，但也被大卫拒绝了，由于自尊心太强，他几乎无法忍受任何让步。
        最后几年，大卫都在绘制肖像与神话作品，这些画作如今大多都未享有好评。1824年2月，大卫从剧院回家的路上被马车撞倒后，身体便逐渐衰弱，翌年则因脑中风而卧病在床，12月29日与世长辞。
        他的弟子格罗曾试图将其遗体送回法国安葬，却未获得许可，最后遗体安葬在布鲁塞尔的圣古丢尔教堂。